思想工作还没开始做，装着录取通知书的盒子却不见了，抽屉也空了。
星雨里里外外地找了三遍，旁边的几个柜子也翻了个底朝天，还是无影无踪。
在哥嫂言明家中不可能供她上大学之后，星雨沮丧之极，成绩也跟着江河日下。
她求爸爸替自己说话，潘德庆却说：“上大学有什么用？出来了不一定找得到工作。就算找到，一个月也就两三千，还不如直接打工，在发廊里剃头也比大学生挣得多些。远的不说，就说你华叔家的小勇，全家人省吃俭用吐血三升地供他上学，结果呢？毕业了硬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。第一年不服气，东挑西捡高不成低不就；第二年不敢挑了，就去了青海，倒是正儿八经的国企，工资勉强够花。一打电话就叫穷，根本不往家里寄钱！这不，马上要结婚了，青海那边的媳妇儿非让华叔给买房子，出不了全款也得出首付。你华叔被逼得跳脚，只得又去广州的工地搬砖，他那身子骨像这样糟贱，依我看也撑不了几年。真是白墙写白字——白忙一场！星雨你不是数学好吗？掰开指头算一算呀：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七八万吧？要是高中毕业就打工，四年下来至少能挣八万，一来一回就是十六万。一个大学生要过多少年才能挣回这十六万啊。这么亏本的买卖傻子才做！”
当然，这不是潘德庆第一次这样说，他认为一个女孩儿认识几个字就行了，上高中已是浪费钱，更别提上大学了。
星雨知道家里没钱，也借不到钱，她上高中的钱都还没还呢。就算真有点钱，也不会花在她身上，萧金桂自己还有两个女儿。哥哥星奎跟星雨也不亲近。
他的母亲孙桂英是潘德庆的前妻，生了一子一女。孙桂英不到四十岁就得了暴病，还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去世了。死后第二年，潘德庆又娶了邻县秋芦村的村民王素清，那时潘星奎已经十五岁了，性子暴躁，对继母十分痛恨，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。
潘德庆本来脾气就差，遇到一个脾气更差的儿子，不知为何倒有点怕他。两边都哄不好，想到老了还得靠儿子，渐渐地一有纷争就站在儿子这边。
一年后王素清生下了潘星雨，在月子里就经常挨揍，一身青紫地逃回娘家。王素清的舅舅气不过，带人过来把潘德庆爷儿俩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潘德庆哪里甘心，吆喝着一帮人去报仇，要不是公安来了，差点引起一场械斗。
最后在村长的调停下，夫妻俩迅速办了离婚手续，紧接着王素清就跟着舅舅去外地打工，自此音讯全无，莫说石淙镇，就连她自己的老家东泉镇也没有回去过。
星雨对妈妈没有任何印象，家里也没有一张她的照片，没人愿意提起这个人。若要提起，也总跟着一堆侮辱和谩骂。
没想到春节刚过，萧金桂的口风忽然变了：“星雨啊，大学虽然不一定能上，高考还是要好好准备的呀。努把力，争取考出个好成绩！一来可以证明自己，二来也不要辜负了供你读书的潘老师，对不？再说，万一你爸买的码中了呢？读书的钱不就有了？”说罢“呵”地笑了一声。
星雨刚被打起的鸡血因为这莫名其妙的笑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村里人说萧金桂有张苦相脸：头尖嘴薄，颧高额窄，发质枯黄而粗硬。她很少笑，总是一副愁容，因有哮喘而且容易过敏，眼睛总是红红的。
在潘德庆的眼里，一个体质这样差、个头这样小的女人形同残废，根本配不上人高马大的潘星奎，让她干农活全家都得饿死。但他出不起彩礼，也只能让儿子娶这样的媳妇。
尽管父亲对萧金桂百般看不上，星雨对嫂子却是小心翼翼，希望她能喜欢自己。
嫂子进门后，星雨格外乖巧听话，绝不敢触怒她，金桂对她也算和气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金桂很快就变得跟哥哥一样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星奎喜怒无常、不擅言辞、生气就是打人摔东西砸墙。金桂从没碰过星雨一根手指头，说出的话比刀子还戳人。她害怕金桂胜过星奎。
尽管将信将疑，星雨还是从嫂子的“鼓励”中看见了希望，于是快马加鞭、勤学苦读、成绩很快回到了第一。
可是，当大学录取通知书终于寄到家时，嫂子的态度又变了，变得斩钉截铁不留余地，不论星雨怎么请求，翻来复去就是那句话：“家里没钱，又欠了新债，你要么在家干活，要么出去打工，大学肯定上不了啦。”语气轻飘飘的，星雨气到吐血，感觉自己被耍了。
黄昏时分，她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晚餐，盛出一碗米饭、挑了一些菜、给东屋里躺着的父亲送过去。回来时，其余人已陆续上桌。
大侄女潘家美六岁，明年就要读小学了。二侄女潘家丽三岁，不知道去哪里玩了一身泥，脸上黑乎乎的，还流着长长的鼻涕。
桌上有一只烧鸡，是星雨在去网吧的路上买的，家里很少吃这个，家丽伸手过去扯下一只鸡腿就要往口里塞，被萧金桂“啪”地打了一下：“脏死啦！星雨你也不带她洗个手就这么上桌，不怕得病？家丽前天还